赴美生子的大概成本是多少？
第一次想做赴美生子的选题是2013年八九月份的事，但当时因为觉得这事儿还是有些小众，就暂时放了下来。但是之后的一年里，越来越多身边的朋友走上了这条路，我决定还是应该把这个题目重新拾起来。
做了一点前期功课后，我发现原先对这个题目的设想显然过于简单了：我本以为在北京找几位妈妈聊一聊，将她们的故事各自写两三千字，做成一个拼盘式的报道即可。但当实际着手操作时，我才真正发现了这个题目值得挖掘，也是令我感到兴奋的关键点——赴美产子早已经不是零零星星的个人行为，在大洋彼岸的洛杉矶，这已经构成了一个庞大完整的产业。
在一个有800间公寓的美国社区里，90%的房子都是月子中心，住满了中国孕妇，这样的场景既令人吃惊，也会让人产生强烈的荒诞感和好奇心。类似这样的现象在洛杉矶比比皆是，它们到底是如何一步步形成的？要搞清楚这一点，坐在北京的咖啡厅里是聊不出来的，必须要抵达现场，找到这个产业链条上的每一个角色，观察他们的生存状态，与他们细细交谈。
于是在洛杉矶做了半个多月采访后，有了下面这篇稿子。
ps：有赴美产子想法的童鞋可以发私信向我咨询。长期关注这个话题，了解较多。很乐意为大家提供帮助。
《赴美产子：没有乡愁的新移民》
全文发表于《智族GQ》2014年9月刊。
撰文：何瑫 采访：何瑫 温欣语 杜梦薇 张潇冉
美国密歇根州联邦参议员雅各布·M·霍华德不会想到，自己执笔起草的一款意在保障黑人公民权利的法律条文，竟会在140余年后，促使数以万计的中国妈妈远渡重洋，将腹中的生命降生在地球彼端的土地上。
1868年，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正式通过。修正案第一款规定：“凡在美国出生或归化美国的人，均为合众国和他们所居住州的公民。”这意味着，任何在美国出生的儿童生来就是美国公民，不需考虑其父母的国籍。现如今，在这条法律的支撑之下，越来越多的中国夫妇期望将自己的孩子降生在大洋彼岸，借此改变下一代的命运。他们希望让这个拥有美国护照的孩子，从来到世间那一刻起，便有机会享有美国的教育、福利与居住环境。
如果说，赴美产子曾经还只是属于财富人群的小众行为，如今，它已经成为一股无法忽视的社会潮流。20万～30万元人民币的生产费用，对于中产家庭而言亦可承受。种种因素汇合之下，位于美国西海岸的洛杉矶，成为了赴美产子人群最集中的选择。在当地，一条庞大完整的赴美生子产业链已然形成，并逐渐显露出复杂微妙的一面。汹涌而至的中国孕妇为这个产业链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超出了它原有的承载能力，种种耐人寻味的故事，也随之诞生。
（一） 距离飞机降落在洛杉矶国际机场还有1个小时，孙宁宁拎着小包进入洗手间，开始为顺利通关做准备。化妆、穿高跟鞋、绑腹带，目的只有一个，让海关关员觉得自己是一个热爱旅行的时尚女郎，前来享受加州的美好阳光，而非一个怀孕已经近七个月的准妈妈，打算将孩子生在美国的领土上。
尽管在出发之前收到了产子中介的反复提醒，一定要在入境时向海关关员告知自己此行的真实目的，以免被判定为不诚实而被立即遣返回国，但她在反复斟酌后还是决定，自己应当冒一次险。她不愿意相信中介的说辞，也不愿意相信海关关员会不加盘问地给她6个月的停留期，她更愿意相信自己的伪装能力。
她成功了。三个多月后，孙宁宁坐在洛杉矶罗兰岗市（Rowland Heights）的一家月子中心里，和几位朋友分享孩子即将满月的喜悦之情。当她回忆起通关经历时，一位朋友插话说，这似乎和《北京遇上西雅图》中汤唯饰演的角色很像。她笑着回答说：“没错，但是我比她省了一步。她是下飞机之后到洗手间进行‘武装’，而我在飞机上就做完了。如果落地后再花时间打扮，那等我过海关的时候，同机其他人基本都办完离开了，那我就太引人注意了，很难混得过去。”
7月28日，我从首都机场出发，经过12小时的飞行后，抵达洛杉矶。从海关排队入境时，在我前面至少有4位挺着肚子的中国孕妇。她们调整呼吸，努力让表情显得轻松自然，以免引起关员的怀疑。她们手里握着一叠厚厚的文件，是为了在接受盘问时向对方证明，我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承担全部费用，不会占用美国的福利资源。
如其所愿，她们都顺利通关。关员将护照返还给她们的一刹那，每个人都难掩自己的兴奋之情。在此之前，她们已经为这一刻等待了半年甚至更久，护照上那个刻着六个月停留期限的钢印，意味着她们距离实现最终的目标，已经成功了一大半。
她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希望自己的孩子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与自己产生身份区别——成为一个美国公民。
1868年，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通过，修正案第一款即规定：“凡在美国出生或归化美国的人，均为合众国和他们所居住州的公民。” 140余年后，因为这条修正案的存在，越来越多的年轻夫妇从中国内地出发，将腹中的生命降生在地球彼端的土地上。他们希望借此改变下一代的命运，让这个拥有美国护照的孩子，从来到世间那一刻起，便有机会享有美国的教育、福利与居住环境。其中一部分人还有更长远的考虑——这或许能为自己未来移民创造便利。
如果说，赴美产子曾经还只是属于财富人群的小众行为，现如今，它已经成为一股无法忽视的社会潮流。孙宁宁向我们分享她的产子经历时，她所在的这个叫作“孔雀园”的公寓社区，大约还有六百多位即将生产或是刚刚生下孩子的中国女性。而在一天前，我在一家中餐馆参加一个孩子的满月午宴，一位妈妈不停提醒另外一位妈妈，第二天早上一定要比原计划早出发1小时去赶回国的飞机，因为在国内某航空公司担任机长的丈夫告诉她，这架飞机上总共会有10个妈妈带着刚出生的孩子回国，而飞机提供的摇篮只有8个。
孔雀园社区共有800多间公寓，其中八九成都住着专程来生孩子的中国孕妇。下午三四点钟，行走在社区旁边的街道上，除了商店招牌使用的是繁体字之外，几乎感觉不到这与一个国内小城有什么不同。超市、餐厅、洗衣房、美发店，放眼望去，全是东方面孔。路过一家名叫“新四川”的川菜馆，可以听到老板娘用一口纯正的成都话招待客人。
太阳渐渐西落，傍晚时分，天气变得凉快。吃完晚餐的孕妇们走出社区，来到街上散步。这个时候，才能够真正理解这里为什么会被称作“孕妇一条街”。当看到几十个挺着大肚子的中国女性在长度不超过50米的异国街道上同时出现，我忍不住向身边一位刚生完孩子的妈妈感叹，这真是一道难以想象的奇观。她笑着说：“是啊，如果不是孕妇，简直融入不了罗兰岗的环境。”
正如她所说的那样，是层出不穷的月子中心，是源源不断飞来的孕妇们，支撑起了整个罗兰岗的生态环境，这里就是货真价实的中国孕妇城。就在今年早些时候，这里的一家美国超市因为乏人问津而黯然关张，在其原地取而代之的，是一家华人超市。而在它的斜对面，另外一家规模更大的华人超市也正在施工建设中。
她指着一家名为“大华”的华人超市说：“里面全是中国货，而且比国内种类更全，更便宜。我妈来陪我坐月子，她一句英文都不会讲，但在这里生活一两个月没有任何问题。”
（二） 为什么要去美国生孩子？
一些代办赴美产子业务的中介机构，试图给出标准化的答案：“成为美国公民、享受180多个邦交国入境免签证、享受美国13年免费义务教育、低门槛、低学费进入美国名牌大学，节省上百万留学费用、轻松享有各项美国社会福利措施、父母以监护人身份申请移民⋯⋯”如果将生孩子视作一笔投资的话，他们认为这显然是最佳选择。“给我10万，还你一个价值980万的美国宝宝”；“美国产子，投资回报率超过‘抢银行’”，甚至是，“为了下一个华裔美国总统”。
而将这个问题提给即将或是已经生下“美宝”的妈妈们，他们的答案不像中介的宣传那样富有煽动性，却也各有理由——有人是为了生二胎、躲避内地的计划生育政策，有人是为了曲线移民，也有人非常严肃地回答，远涉重洋，只是为了在这个重要的人生节点摆脱婆婆的管束。 晴子，一位40岁的全职太太，2010年时为了躲避生二胎的罚款，将第二个孩子生在了美国。孩子尚未满月，她便毫不犹豫地申请了一胎化政治庇护，带着两个孩子留了下来——即使这需要付出与在国内经营生意的丈夫两地分居、5年内不得回国的代价。“我们并不缺钱，可是在国内很多东西你再怎么有钱也给不了孩子。就冲着让宝宝从小呼吸新鲜空气这一点，我就一定要留下来。”今年4月，她在洛杉矶生下了第三个孩子。
我在洛杉矶和北京与近20位妈妈就赴美产子的动机进行了交谈，大多数人的想法并不像晴子这样极端，却也具备一定的共性——优质的教育、干净的空气、安全的食物、完善的医疗……他们希望下一代有机会得到这些，而国内目前的状况，无法满足他们的期望。
曾经，持有此类心态的人群的首选并非美国，而是语言相通、距离更近的香港。由于生育率曾经位列全球最低，出于对人口老龄化的担忧，香港政府一度鼓励内地居民赴港生子，并让孩子成为“香港永久性居民”。但急速飙升的内地新生儿数量很快使香港的公共服务系统不堪重负，自2007年起，政策逐渐收紧，生产费用也大幅提高。
与之相对应的是，2006年4月，中国公民获准办理赴美旅游签证，停留期限为6个月。并且，种种拒签理由中，并不包含怀孕。这意味着孕妇有充裕的时间在怀孕六七个月时入美，坐完月子后回国。此消彼长之下，越来越多的待产家庭将目光从香港转向了美国。
2012年4月，新一届香港政府宣布，全面停收夫妻双方都不是香港居民的“双非孕妇”。为了严防内地孕妇，内地女子入境香港时，会被要求“打肚子”。新的政策环境下，中介机构的广告语应运而生：“香港生子关闭，赴美生子道路畅通！”赴美产子的人数迅即迎来了爆发式增长，孕妇们从国内不同的城市飞向同一个目的地：洛杉矶。
“洛杉矶成为月子中心的大本营，绝对不是偶然的。”在从机场开往自己月子中心的路上，张荣奎主动向我分析洛杉矶成为孕妇首选的原因：“第一，这里气候好，全年都是二十多摄氏度，不冷不热不潮湿，孕妇任何时候过来都觉得很舒服。第二，这里华人最多，一句英语都不会也能生活得很方便。第三，这里医疗费用低，从挺着肚子下飞机到办好身份带着宝宝飞回去，一条龙服务，便宜又省心。”
45岁的张荣奎移民至美国已有三年。出生于湖北荆州的他二十多年前到北京一家洗衣店打工，与同是洗衣工的安徽女子罗学玲结为夫妻，共同开了一家洗衣店，并将其一步步做大，成为全国连锁数百家的荣昌洗染。
2010年，张罗夫妇在香港生下了二女儿。对于在农村长大的张荣奎而言，他将其视为家族命运的重大改变。女儿出生后，登门咨询的朋友源源不断，张荣奎逐渐意识到，这或许可以做成一门生意。
40岁后，业已实现财务自由的张罗夫妇渴望从辛苦打拼实业的状态中抽身，换一种活法。就在此时，大女儿初中毕业，希望去美国接受进一步教育，动员父母尽快移民。草根出身的夫妻俩并不希望自己在异国他乡无所事事提前退休，正在他们为此发愁时，赴港生子的闸门渐显关闭之势，张荣奎敏锐地判断出这将意味着什么。他迅速在洛杉矶Arcadia大学城旁的新区花费200万美元先后购置了4套别墅，赶在赴美产子热潮刚刚爆发时，办起了月子中心。
张罗夫妇至今不会讲英语，但这并不会为他们在洛杉矶经营生意带来多少障碍。月子中心在当地多年的发展已经使其形成了一套完整庞大的产业链，而这个链条上各个环节的角色，厨师、月嫂、司机、医生……几乎都是讲中文的华人。一家月子中心的老板向我感叹说：“这门生意发生在美国的土地上，但整个流程，都是中国人赚中国人的钱。”
赴美生子的潮流在最近两年才算是真正兴起，与之相比，月子中心发展成型的历史则要长出许多。早在二三十年前，一些台湾居民为了让孩子免受兵役，选择将孩子生在美国。起初，孕妇们投奔在洛杉矶的亲戚、朋友家生产，随着选择这条路的台湾孕妇越来越多，一些接待过孕妇的家庭开始尝试将其变成一门生意，聘请专门的厨师、司机等。月子产业因此渐渐成型。
2007年后，台湾经济陷入长期低迷，生育率持续走低。月子中心的老板们本以为生意会就此衰亡，但发给中国内地的一张张旅游签证，反倒让这个行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兴旺。Lina，一位从台湾移民而来的月子中心老板向我感叹：“台湾毕竟才两千多万人口，你想想内地有多少人？这市场大得不敢想。”
作为当地口碑最好的华人妇产医生之一，韩鹏飞对这一变化有着最直接的体会。他的诊所距离月子中心最为密集的孔雀园步行只有十分钟的路程，营业已有19年。从产检到接生，顺产的收费为2100美元，剖腹产则为3100美元。住院费用另计，根据顺产或剖腹产，大约2000～5000美元不等。 二十多年前，他从台湾来到美国读医学院，毕业之后之所以选择在洛杉矶执业，是因为这里的台湾孕妇最多。但现如今，情况有了颠覆性的变化：“以前我看十个台湾妈妈，都不一定有一个内地妈妈。现在完全反过来了。”为了接待汹涌而至的内地孕妇，两年之间，他的团队规模扩大了两倍。 当韩鹏飞掰着手指逐个介绍自己团队的每一位成员时，我能观察到他脸上充满成就感的表情。但当我聊起“现在每个月大概会为多少位内地孕妇接生”这个问题时，他却不愿意对此做出正面回答。
这多少让我有些困惑。韩鹏飞解释说，这是因为回答这个问题会造成一些复杂的理解，甚至误会。“说一个具体的数，有人会觉得少，有人会觉得多。觉得少的人会认为，这个医生生意这么冷清，不值得信任。觉得多的人心里会想，他太忙了，可能照顾不好我。所以我不谈具体的数字，我只能说，每个来找我的妈妈都会得到最周到的服务。”
韩鹏飞对这个问题的敏感心理并非没有必要。住在月子中心的孕妇们，每天交流的核心话题之一，就是讨论到底应该请哪位医生为自己接生。任何一条负面评价，都有可能影响最终的选择。我不止一次地听到孕妇们面带恐惧讲述一个故事：一位很有名气的华人医生同时为三个孕妇做剖腹产手术，三人被一字排开，缝线时共用同一根手术线，手术最后才被剪开。
韩鹏飞的谨慎，正折射出了赴美产子日渐复杂微妙的一面。飞速增长的孕妇规模为这个产业链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超出了它原有的承载能力。种种耐人寻味的故事，也随之诞生。
（三） 对于梦想让孩子拥有美国身份的孕妇们而言，顺利入境，是实现梦想的第一关，也是最关键的一关。一旦失败，所有的计划都将化为泡影。
早年间，无论是产子中介还是孕妇本人，对于入境的习惯性思维都是应当伪装为普通游客——拿着旅游签证，真实目的却是生产下一代，并为之获取美国国籍，这似乎不是应该声张的事。
然而，随着赴美产子者越来越多，洛杉矶海关对隐瞒目的的中国孕妇开始予以重点“关照”。孙宁宁的精心装扮帮助她幸运过关，更多的孕妇则没有这样的好运。赴美孕妇圈里长期流传的一个故事是，一位孕妇特意穿着宽松衣服遮盖隆起的肚子，声称自己前来旅行度假，顺利过关后，却在取行李时被海关发现是孕妇，随即被遣送回国。
实际上，坦承自己是来美国产子，并不会招致遣返的命运。美国驻华大使馆曾公开表示，没有任何法律反对外国孕B1/B2（商务、旅游签证）或其他形式的签证赴美。海关人员真正不能接受的，是隐瞒入境意图，不诚实。有了前车之鉴，实话实说成为了通关时的主流选择，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很多孕妇随身携带详细的财产证明，以此声明自己不会占用美国的福利资源。
尽管如此，意外情况还是时有发生。我来到洛杉矶的第四天，张荣奎上午10点出发，去机场迎接一位从北京飞来的孕妇。他在机场从上午11点一直等到第二天凌晨两点，最终空载而归——包括他要接的这名孕妇在内，那架飞机上，共有5人被遣返回国，其中甚至包括一位前来探望新生儿的年轻父亲。
“过海关的确是有一定的偶然性，总结出的规律无法覆盖所有的情况”。产子归国不久的林叶在北京一家媒体担任广告销售，今年4月，她在洛杉矶入境时被海关人员带进“小黑屋”，扣留了8个小时后才得以被放行。“有些时候我们并没有撒谎，只是情绪紧张，沟通有些磕绊，被对方误会。或者是纯‘点儿背’，正好赶上心情不好的关员。对于以后想去那边生的妈妈，我会建议她们尽量避开亚裔关员，他们一般都很反感中国人过来生孩子。” 而她的一位朋友，虽然也成功入境，但海关只给了她15天的停留期。她只好在月子中心的指引下花了几百美元，请一位华人律师为她申请到了延长期，但这可能会对她将来再次入境美国造成不利影响。
针对类似的状况，新的应对之策已然出现。在中介机构和月子中心的建议下，不少孕妇选择了一条更加保险的路径，她们甘愿为此多付出一万元左右的开 销——更换航线，从夏威夷入境，这座旅游岛的海关对持有合法签证的造访者几乎来者不拒。
通关成功后，接下来的重头戏就是找到一家合适的月子中心。独自一人来到异国他乡，在人生中最需要获得舒适环境和贴心照料的几个月间，能够顺利找到一个让自己满意的住所，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一些细微琐碎的细节，常常会让独自在外的孕妇产生强烈的不安全感。我采访过的孕妇们，大部分都有过更换月子中心的经历，或是曾经动过这个念头。
辛颖5年前刚结婚时，就想把孩子生在美国。但去年底真正怀孕之后，她担心独自在美国生活3个月会产生问题，开始心生犹豫。最终，在另外两个待产闺蜜的鼓励之下，三人结伴前往洛杉矶。
辛颖本以为三人可以互相照顾，但抵达之后，大家的意见开始出现分歧。“并不是我们有什么矛盾，而是选住处确实是件很依赖主观感受的事情。众口难调，很难达成一致。”
几次无法达成共识的看房经历后，三人最终决定，各自分头行动。辛颖租了一辆车，暂时驻扎在一家酒店里，每天早起出门看房。洛杉矶地广人稀，她一天的行程常常超过一百英里。但各家月子中心总是很难达到她的期望：伙食不好、离医院太远、购物不方便、孕妇之间关系紧张……总之，各有各的问题。
几经周折，她终于挑到了各方面都算满意的月子中心。但第二天一早她就搬了出来，因为夜里窗外常有火车开过，而她在国内产检时，医生告诉她有先兆流产的迹象，一定要待在安静的环境。几天之后，她又从酒店搬到另一家月子中心，住了一个星期，日子还算舒心，但她却在一天傍晚偶然发现一个平时盖着布的玻璃柜里养着一条蟒蛇，她几乎被吓晕过去。
难以找到舒心的住处，加上担心流产，那段时间，辛颖的情绪几度接近崩溃，常常在深夜拨通丈夫的电话，一言不发，只是放声大哭。临产前一个月，她才真正落定住处。之前住酒店、租车的费用，以及付给月子中心的违约金，合计耗去了她近三万美元。
最近两年间，新诞生的月子中心数以百计，比起以往，孕妇们进行甄别挑选变得更加困难。Lina向我回忆说，十几年前，开月子中心在洛杉矶华人圈里还算是小众现象，大约只有十多家。“现在真的遍地都是，什么人都想来做一下。每天都有人开业，每天也都有人倒闭。”她翻开一本最新版的当地黄页，“你看看，每页有10家月子中心的电话，总共有37页。但还有一大堆没有统计在黄页上，比如我的就是。整个算下来七八百家都不止。”
50多岁的Daisy Huang便是这两年诞生的新老板中的一员。她二十几年前从广东嫁到美国，其后一直在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市做全职太太。2012年，她的两个孩子已经接近成年，她希望自己可以腾出手来，重新施展岭南人的经商天赋。于是，她独自一人来到数百英里外的罗兰岗，在孔雀园租下一间公寓，办起月子中心。两年之后，她的营业规模已经扩大到了十几间，但她还是后悔没有在孔雀园尚有空房的时候多租几套。“800多间房现在已经一间都不剩了，在物业登记排队等空房的人有80多个。”
这并不是一项门槛很高的生意。一位孕妇，可以为月子中心老板带来2万～5万美元的收入，只要有房源，有客源，其他的事都可以交给专人来做。这条产业链已经细分到，有人专为月子中心安装中文电视，有人专为孕妇提供短期英语培训，有人专为新生儿办理身份证件。
一位叫Kiki的证件代理，3年前偶尔帮几个内地来的朋友代办证件后，发现这是一笔尚待开掘的生意，便组建了一支三四个人的团队，专职为内地新生儿代办美国身份。3年之后，这一领域的竞争已经相当激烈，Kiki代办一套证件的收费从280美元降到了200美元。“我们现在的策略是宁可每笔少赚一点儿，先把市场份额做大。”
Emily则是以另外一种方式介入月子产业，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两年前她在洛杉矶读完硕士，回国求职和留美工作两线受挫，便在月子中心打起了黑工。一次陪孕妇产检时，她偶然认识了白人妇产医生Russell。她突然意识到，在大部分人找华人医生的同时，也会有人希望接受白人医生的服务。今年3月，她自告奋勇成为了Russell的中文助理，为其介绍中国孕妇，并从中获取提成。
当我见到Russell时，在他诊所办公室排队等候产检的是清一色的中国孕妇。Russell说，中国孕妇已经占到他所有病人的70%，这都得益于Emily的出现。他为此专门又聘请了两名华人护士，并为Emily申请了工作签证。他还有继续扩大团队规模的打算，“旁边那两家办公室是空的，我随时准备租下来。”
巨大的商机面前，越来越多的人想要从中分一杯羹。就连晴子，三个孩子的妈妈，十几年的全职太太，也在第三个孩子出生一个月后，办起了月子中心。“我不想再清闲下去，我也想有份事业，有成就感。可是我当了十几年家庭主妇，我现在还会做什么？月子中心是最容易上手的。”
房子，成为了制约月子中心继续扩大规模的关键因素。罗兰岗以及其他传统意义上的华人区，已经无法承载更多的月子中心。哪里有房子，月子中心的经营者们就将目光投向哪里。整个大洛杉矶地区有一百多个卫星城，相互间隔往往数十英里，但这并未阻止他们扩张业务的热情。
在Walnut、在Corona、在Arcadia……到处都是新建月子中心的身影。尔湾（Irvine）是一个30多年前才诞生的年轻城市，坐落于此的一个叫作Heritage Point的公寓社区，曾经几乎没有中国人，自从两年前一位中年男子一次性租下20间公寓做月子中心后，300间公寓已经有一半住着孕妇。
张荣奎的月子中心开在一个叫作Azusa的新区。选址于此，是因为其中一栋要用于自住，他希望自己远离罗兰岗的嘈杂。如果饱和运转，他的4栋别墅可以同时接待15位孕妇，但他目前更愿意把人数控制在4至5人。其一，劳累多年的他不希望打破目前相对闲适的生活状态；其二，他担心突然扩大规模造成服务不周，影响口碑，毕竟，自己在国内还有一大摊生意。“说白了，人家是看我国内生意还不错，才信任我，上我这儿来。要是搞出负面评价，反过来影响国内的事业。”
归根结底，张罗夫妇并未将月子中心当作赖以谋生的工具，对于这个不懂英语、不易融入美国本土圈子的富豪家庭而言，做这件事，更主要的目的是结交朋友，消除寂寞。
张荣奎和Lina，虽然出身完全不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拥有正式的美国身份，办月子中心用的是自家房产。早先的月子中心大多如此，但如今疯狂增长的，却往往是另外一种运作模式。
（四） 2013年5月，苏静带着刚刚满月的女儿从洛杉矶飞回北京。半年之后，她又飞到洛杉矶，其后的时间里，她在北京和洛杉矶之间总共往返6次，目的只有一个，办一家属于自己的月子中心。
38岁的苏静在国内经商多年，洛杉矶100多天的产子经历间，她也在暗中考察月子中心这一产业。长期形成的商业判断力让她相信，目前正是进入这一行业的最佳时机。
她曾经以为，想要涉足这门生意，必须要具备正式的美国身份。但几个月的产子经历让她发现，恰恰相反，正是一大群没有绿卡的人，推动了这个产业的爆发。
不少妈妈生完孩子回到国内时，已经摸清了赴美产子的整个流程，常常会有一大堆亲朋好友前来请教，而月子中心也期望妈妈们为他们介绍来更多的客户。随着咨询的人越来越多，一些妈妈便顺势办起了中介公司。但一些人并不满足于只是扮演中介的角色，他们希望自己成为生意链中的主导者。
苏静便是其中之一。她发现身份问题并不会给经营月子中心造成太大的障 碍——旅游签证有效期为一年，可以多次往返，每次最多可以停留六个月，这意味着她几乎可以全年都待在洛杉矶。如果担心一年后续签失败，还有一种更加方便、并被月子中心的老板们广泛采用的办法：花几千元请留学中介办理一张留学签证，就可以在美国停留三四年的时间。
对于苏静而言，客源不是问题，多年经商积累的人脉资源在此时派上了用场。她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房子。美国法律允许外国人买房，但对她而言并不值得考虑，投入太大，回报周期太长，房间也有限。她需要的是用尽可能少的投入换来尽可能大的业务规模，在短期内迅速赚到钱。“谁也不知道，再过几年的行情会怎么样。”
租房是更合理的选择，但她没有美国绿卡和社会治安号码，缺乏信用记录，难以租到美国本地人的房屋，只能从愿意出租房子的当地华人手中租房。
然而，拥有大量房屋的华人毕竟有限。但月子中心的经营者们，又想出了新的解决之道。来自上海的邵先生，去年3月陪同妻子在罗兰岗生下了孩子，随即穿梭于上海、洛杉矶两地，做起月子中心。一年多的时间，他已经从国内带来了一两百个孕妇。
8月初的一天中午，罗兰岗的一家茶馆里，邵先生和一家华人超市的店长商量合作事宜。店长即将退休，希望能在月子产业里有所收获，为自己赚取更多的养老钱。
通过旁听这场半个小时的商谈，我明白了邵迅速扩大规模的途径。他希望超市店长先用自己的美国身份租下大量房子，他再从店长手中以更高的价格转租，店长可以从中赚取差价。
对于邵而言，这样的模式大大降低了他的经营风险。当他积累到足够订单时，才启动租房程序，这样可以使房屋空置率降到最低。即使有人临时取消，出现少量空房，他还可以转手再租给别人。并且，如果租期内产生问题，房东会去质询直接租房的人，而不是他。
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些孕妇在来到洛杉矶后，会抱怨自己亲身感受到的居住环境和在国内看到的宣传图片相去甚远。因为在接下这笔订单时，老板自己也不知道，将来让她入住的房子是什么样子。
经历了层层转租，月子中心的运营成本自然随之提高，但面对激烈的竞争，又不得不打出低廉的价格吸引孕妇。他们只得通过其他方式压缩成本，而由此造成的服务质量缩水，最终都得由孕妇来承受，一些冲突纠葛也就此滋生。
一些规模较大的月子中心常常成为发生纠纷的重灾区。孔雀园一家有30多间公寓的大型月子中心，每周都有孕妇提着行李愤然离开。但老板并不会为此发愁，因为中介输送来的源源不断的孕妇随时都会将空房填满。
孙宁宁就是从这家月子中心搬了出来，因为她觉得饮食质量与其宣传相比大打折扣。她需要步行十分钟到一个集中供餐的房间领餐，难吃是次要的，关键是经常领不到。传说中无限量供应的饮料、水果都是从一元店买来的，接近过期或是腐烂。
孕妇们入住月子中心时，常会缴纳一笔不菲的押金。很多人离开时，觉得自己势单力薄，便放弃讨还。但孙宁宁一分不少地要了回来。“如果他们不给我，我就马上举报。他们最怕这个。毕竟月子中心在美国处在一个灰色地带，不违法，但也称不上合法。”
坐月子是地道的“中国特色”，美国人无此习惯，月子中心因而无法申请相关业务执照，无照经营成为了一大软肋。月子中心往往混杂在民宅中，如果被周围邻居认为有扰民之嫌而遭遇举报，一旦被查，就是违法经营，将面临立刻关门的境地。
在已经移民多年的林女士看来，当地人的反感情绪并不难理解：“不同的人站的立场不一样。你采访月子中心，他们肯定不停说自己好的一面。但本地人就会想，中国人生完孩子就飞回去，过好多年再把孩子送回来，接受免费教育，在此期间不纳一分钱的税，凭什么？”
在洛杉矶的半个月间，我还曾多次听说过月子中心举报竞争对手，导致对方关门的传说。我问Daisy Huang：孔雀园里的月子中心会不会因为竞争激烈而相互举报？她马上摆摆手说：“不会的。我们都是抱团取暖，一致对外的。如果有人举报院子里的其他家，警察查进来，那我们所有人的生意都没法做了。”
不过，月子中心之间的明争暗斗，每天都在以另外的方式上演。妇产医生诊所门口总是有着熙熙攘攘的人群，最多的不是孕妇及其家人，而是拿着宣传单的月子中心人员。他们的目的，是列举自己的种种优势，劝说孕妇们离开原本所在的月子中心，转投自家门下。
面对同行的挖角，月子中心各有对策。有些要求孕妇入住时一次性交清全部费用，有些阻止孕妇购买本地的手机卡，以免与其他月子中心频繁联系，还有月子中心只做人民币38万元以上的“豪华套餐”，提供一对一的“全程陪护”，目的是为了彻底切断孕妇与其他月子中心的接触。
驻扎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各大城市的生子中介公司，常被孕妇们认为是月子中心的利益共同体，但二者之间的关系，其实也并非一团和气。晴子的月子中心开张刚满三个月，她已经多次接到国内中介公司希望合作的电话。晴子对此并不抵触，中介每为她成功介绍一位孕妇，她会付给对方800美元的佣金，但前提条件是，绝不许进行夸大宣传。“中介最喜欢跟人宣传一些我们办不到的事情。他倒是把钱赚了，可是孕妇来了发现和宣传的有落差，挨骂的可是我。”
苏静本以为只要找到房子，月子中心便可很快开业。但真正投身其中，亲身体会到上述的种种复杂现象时，她提醒自己必须小心行事。她在尔湾租下了5间公寓，在自认为摸清了所有的“潜规则”之后，今年4月，她迎来了第一批住户。她希望自己可以继续兼顾国内的生意，便邀请了自己坐月子时认识的室友作为合作伙伴，驻扎在尔湾，帮她打理具体事务。
我来到洛杉矶三天后，苏静也从北京飞过来商谈新的合作机会。出发之前，她发微信邀请我去参观她的月子中心，言语间满是兴奋。但当我真正见到她时，她却瘫坐在一片狼藉的公寓里，一脸沮丧之情——合作伙伴带着几名孕妇另起炉灶，离开时，还拿走了房间里所有的床单被褥。
苏静难以控制自己的愤怒，却也无可奈何。她已无法弄清对方为何不告而别，对方拉黑了她的微信，电话也无法打通。她也不能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这场纠纷，月子中心在美国本就不是一项被法律认可的生意。这条产业链上的各个角色之间，没有明确的法律契约，只能依靠彼此间的信任。一旦信任出现裂痕，经营很可能陷于混乱。
作为一个旁观者，我无从判断在这场纠纷中究竟孰是孰非，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件事让苏静深感沮丧，迟迟无法平静。她至少花了一个星期平复自己的情绪。“虽然看上去是在美国做生意，但你打交道的都是中国人，玩的还是国内相互算计那一套。甚至，会比国内玩得更过分，因为这是在国外，没多少熟人，少了很多人情上的束缚。”
最终，她提前结清了5间公寓的所有费用，离开尔湾这个她眼中的伤心地。她尚未从这门生意中获取多少回报，但林林总总的前期投入，已经接近一百万元。 她租下了伊斯维尔市（Eastvale）的一栋别墅，寄望可以从头再来。这一次，她不打算再找任何的合作对象，而是打算为自己的弟弟办理留学签证，由自家人亲自打理。
相比于罗兰岗、哈岗（Hacienda Heights）这些华人聚居的地方，走在伊斯维尔的街头，很少能够看到中国人的面孔。在苏静看来，这或许反倒是件好事。她觉得，远离月子中心扎堆的地方，或许也就意味着远离烦恼是非。
（五） 半个月的采访过程，让我确信了一件事——赴美产子的妈妈们，动机不同，性格各异，但却具备相似的特征——思想相对独立，内心坚强。否则，她们没有能力在人生最需要体贴照料的时刻，只身一人来到陌生而充满未知的大洋彼岸，应对种种复杂混乱的局面，以及由此带来的惊慌与孤独。
“来之前真的没有想到，生个孩子会遇到这么多麻烦。”在讲述完自己赴美产子的整个过程后，孙宁宁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她的表情显得有些复杂，像是苦涩和成就感的混合。
除了乔装打扮的通关经历，与月子中心产生冲突并搬离，她遇到的“麻烦事”甚至还包括，旁人听来颇为惊险的生产过程。
“当时出了一点意外……”
“哪是意外，那明明就是医疗事故。”孙宁宁向我们讲述自己故事的时候，她的妈妈始终一言不发地坐在她身边，但当女儿讲到这里时，她终于忍不住插话进来。
实际上，在来到洛杉矶之前，孙宁宁与妈妈曾就赴美产子一事，有过一段漫长艰难的争论。怀孕六个多月时，她曾一度妥协，在杭州的一家月子中心预付了10万元的定金。但最终，她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即便会因此损失那笔定金。孩子已然降生，她与妈妈的分歧仍然存在。“你们年轻人的想法太新潮，我们不太能理解。”她的妈妈一脸严肃地对我说。
在手术过程中，孙宁宁出现了大出血的状况。她的妈妈坚持认为，这是主治医生不当使用催产素所致。但她本人不愿再纠结于当时的具体细节，在她看来，既然孩子已经降生并顺利获得了美国身份，经历的一切困难乃至危险都是值得的。说到这里，她忍不住讲起一个带有几分黑色幽默的故事：今年2月，一位怀孕7个月的中国孕妇觉得时间还早，就与另一位孕妇结伴去墨西哥游玩。谁料长途劳累加上气候变化，还没回到美国境内，孩子便提前生了下来。
还有3天就要回国，孙宁宁已经为女儿办好了美国护照。但对于女儿回到国内将是何种身份，她还有些摸不着头脑。由于中美两国在国籍认定上使用两种不同的逻辑（属人原则和属地原则），“美宝”的国籍及户口问题，在赴美产子圈中始终众说纷纭。
现实中的情况是，多位妈妈告诉我，自己按照正常渠道为孩子顺利地办下了户口，因为中国认定国籍时按照属人原则，只要父母是中国人，孩子就是中国籍，与出生在哪里并无关系。孩子将来的确需要在中美两种国籍中舍弃其一，但那是成年时才需要做出的抉择，在此之前，并不会因此受到困扰。
但也有人对此不敢确信。考虑了3个月之后，怀孕7个月的黄蓓还是放弃了赴美产子的计划。尽管身边已经有了多个朋友成功为“美宝”办理北京户口的例子，但黄蓓依然担心自己届时会遭遇失败。一旦如此，孩子将来可能会面临只能以美籍上国际学校的命运，一年数十万元的费用，是她所不能承受的。 她认为这是一次结局难料的赌注：“将来的政策会怎么变，谁知道呢？我自己吃多少苦都没关系，但我不能拿孩子的命运冒险。”
黄蓓因为对孩子身份问题的谨慎考虑而直接放弃了赴美产子的计划，而更多的人，则对于孩子出生后的安排没有明确的打算。在他们看来，这并不是缺乏规划的表现，而是因为，“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
孙宁宁便是其中之一。是否要给孩子上户口？孩子将来在哪里接受教育？自己未来是否有移民的打算？她说自己现在还顾不上考虑这些。“中国的发展变化太快了，孩子上学还是五六年后的事情，那时的情况会是怎么样，现在谁能说得准呢？我能相信的是，既然身边这么多朋友都在做这件事，我相信对我来说，应该也不会是错误的选择。”
说着说着，时间到了傍晚。金色的阳光打进了窗户，仿佛在提醒着孔雀园的孕妇们，出门散步的时间到了。她们缓缓起身，三五成群地走出公寓，原本冷清的街道逐渐变得喧闹起来。赴美产子的热潮就如同罗兰岗街头这熙熙攘攘的景象一般，还远未到最火热的时候。
